深切缅怀“光学泰斗”王大珩先生

长春光机所所长宣明：深切缅怀“光学泰斗”王大珩先生
2011年7月21日，王大珩同志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王大珩同志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功勋卓著的一生。他将毕生的心血都倾注在祖国的科技事业上，将祖国的科技进步视为最高目标，殚精竭虑、无悔付出，为祖国的科技发展、经济建设、国家安全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被国内外公认为中国光学、应用光学、光学计量、光学工程和光学仪器的主要奠基人，也是我国最具影响的战略科学家之一。
　　艰苦创业 开辟光学事业新天地
　　1952年，在新中国光学事业一穷二白的情况下，中国科学院决定在长春成立中国科学院仪器馆。大珩先生被任命为馆长，担当起组建中科院仪器馆的重任。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急需大量精密科学仪器，但当时国内还不能熔炼光学玻璃。大珩先生运用他在英国昌司(Chance)公司工作的经验，在玻璃配方、退火工艺及测试技术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1953年12月，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熔制成功，结束了中国没有光学玻璃制造能力的历史，也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发展揭开了序幕。
　　在大珩先生的带领下，长春光机所在建所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相继建立起了光学设计与检验、光学工艺、光学镀膜、光学计量测试等十多个学科的工艺和技术基础，初步构建了布局合理、结构完整、功能齐备的光学及精密机械学的研究基础，进而一举改变了新中国在该领域一片空白的局面。相继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第一台高温金相显微镜等一大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创造闻名全国的“八大件一个汤”，奠定了我国国产精密光学仪器的基础。
　　从1954年-1978年，由大珩先生领导或参与分建援建的研究所、学校和企业达到十几家。这些机构现在都已经发展成为我国光学事业发展和光学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勇于担当 做国防光学工程的领航人
　　早在英国留学期间，大珩先生非常注重光学技术在国防事业中的重要作用，这为长光所致力于国防光学工程研究奠定了基础。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他带领长春光机所转向以国防光学技术及工程研究为主，先后在红外和微光夜视、核爆与靶场光测设备、高空和空间侦察摄影等诸多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上世纪60年代初，面对国外敌对势力对我国的封锁，党中央决定独立自主地发展我国原子弹、导弹技术。在靶场上建立大型光学弹道测量系统(150工程)是其中重要课题之一。对于当时的长春光机所来说，要完成这样重大的工程项目困难是极大的，全所上下对是否要接受这个任务存在分歧。在这种背景下，大珩先生毅然决定承担起150任务，并亲自担任项目的总工程师。他提出的工程总体方案和一些技术路线，对保证仪器性能指标和缩短研制周期起了关键作用。经过五年多的努力，150工程顺利通过鉴定，并于1966年底参加中程地地导弹首次试飞试验，获得了主动段飞行弹道参数，总体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50工程开创了我国独立自主地从事光学工程研制的历史，建立起了必要的光学领域技术基础和相应学科，使我国的光学技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1980年5月，我国发射远程运载火箭试验中，在大珩先生的领导下，长春光机所等研制的激光、红外、电视、电影经纬仪及船体变形测量系统两项光学工程，出色完成了火箭再入段的跟踪测量任务，独立解决了当今世界远洋航天测量的稳定跟踪、定位、标校和抗干扰等技术难题。正是由于大珩先生当年对长春光机所的准确定位，使长春光机所至今致力于国防光电领域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较大成绩。
　　由于大珩先生在我国国防光学科研中做出突出贡献，1980年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并作为首席获奖者在1985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
　　矢志教育 桃李天下自成蹊
　　大珩先生虽然未长期专业从事教育工作，但他特别热心教育事业，关心国内光学专业人才的培养。1952年，在他的建议下，浙江大学在国内首先设立光学仪器系;1958年，他倡导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光学专业高等院校——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现为长春理工大学)，并兼任院长，他亲自制订教学大纲，亲自为学生授课;1978年，他负责筹办哈尔滨科学技术大学(现为哈尔滨理工大学)，兼任校长;1984年，参加全国人大第六届二次会议期间，联名提出设立“教师节”的议案。
　　他亲自培养的研究生虽然只有10余名，因其注重对学生学术思想的启发和对独立工作能力的锻炼，他培养的研究生成才率很高。“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蒋筑英是大珩先生的第一个研究生。大珩先生为他选定了光学传递函数这一开创性研究课题，通过悉心指导，蒋筑英在同事们的帮助下建立了我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此后，他又在光学传递函数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要成就，先后解决了国产镜头研制工作中的一些关键技术难题。上世纪70年代，大珩先生与蒋筑英一起攻关，提出了彩色复原质量问题的新方案，最后攻破了这一技术难关，使人们得以看到图像清晰、色彩逼真的彩色电视。
　　大珩先生不仅不遗余力地亲自培养学生，对国家培养人才的体制和机制更为关心。他在“百千万人才工程”座谈会上曾讲到：“要创造条件、改善环境、增加投入，为人才的成长提供更多的机遇。”他的许多关于人才培养的观点都是远见卓识、先人一步。
　　大珩先生时刻胸怀祖国和人民，一生情系科技事业。他在一篇发展我国航空事业的建议文章中写到：“我们这些老科技工作者的最高追求就是为国家、为民族负更多的责任，尽更多的义务。今年我已95岁了，仍希望为祖国和人民服务鞠躬尽瘁。”他用真切而朴实的语言，表达了作为一名科学家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和对自己未竟事业的不舍和眷恋。
　　斯人已逝，精神永存。我们缅怀大珩先生的遗志，更要追寻大珩先生未竟的事业。

“他是一位少有的战略科学家”

　　王大珩走了。正在外地出差的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杜祥琬院士听到这个消息后无比悲痛。“王老不仅是新中国光学事业的开拓者，而且是一位少有的战略科学家。”杜祥琬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
　　杜祥琬很早就知道王大珩。新中国光学事业上世纪50年代发源于王大珩任所长的中科院长春光机所。“后来成立的西安光机所、上海光机所、安徽光机所、成都光电所等都是从长春光机所分出来的人根据不同的目标组建的。他们都认同王老是‘祖师爷’。”杜祥琬回忆说。
　　杜祥琬与王大珩比较多的接触是从863计划开始的。王大珩是863计划的4位发起人之一。1987年2月，863计划启动，杜祥琬是其中激光技术专家组的成员，到第二届专家组成立时，杜祥琬又成为首席科学家。“王老本人最关注的就是激光技术这一领域。激光技术的发展目标是什么，走哪条技术路线，他几乎每次都来参加我们的会议，与我们一同讨论。”
　　除了具体技术问题之外，让杜祥琬印象极深的是，王大珩还特别关注如何组织全国有技术优势的单位“组成一个国家队共同攻关”。“他是站在国家的高度，跨部门、跨单位考虑问题，着眼于国际的竞争，这给我们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也成为我们重要的指导思想。”
　　还有一个细节,也能体现出王大珩作为一个战略科学家的作用。在实施863计划过程中，王大珩多次告诉杜祥琬等专家组成员，对于激光技术不能光追求功利、能量的大小，要高度重视光束质量。“后来我们的体会越来越深。”杜祥琬说，光束质量是受诸多因素影响的，我们在这诸多因素方面努力攻关，突破了一系列的关键技术。后来的许多成绩都和他的这个思想分不开。
　　据杜祥琬回忆，王大珩对我国科学仪器的自主研发也十分重视，并做了许多的推动工作。后来他还提出关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的问题。“他的一些建议超脱了专业领域，是一个在很高的视野上看问题的科学家。他对国家的科技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张开逊一直希望，老师能像90岁生日时说45分钟单口相声那样，永远幽默、快乐和健康着。 　　可今天，他不得不面对噩耗：“我最敬仰的老师走了，中国又少了一位伟大的战略科学家。” 　　老师是那个在一穷二白中用1400万斤小米，奠基共和国光学事业的开拓者;是那个在风起云涌的世界科技革命中审时度势，推动制定863计划的参与者;是“两弹一星”23位功勋之一……他，是王大珩院士。 　　96年的生命历程中，他智慧的双眼既能读懂精密仪器中的每一个数据，又总能在纷繁世界中看清中国科技发展的形势。他将他的一生奉献给了他紧紧注视着的这两个方向。 　　“他爱这世上一切美好的东西，他是一个像孩子一样简单的人，他是一个平凡的伟人。”电话里，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所研究员张开逊不吝用最美好的词汇来褒奖这个刚刚逝去的老人。 　　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尽快搞出中国自己的光学玻璃 　　让他的故事从长春市的中国科学院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开始吧。 　　这里是我国光学仪器研究和生产的重镇，其前身就是王大珩50多年前一手创建的中科院仪器馆。 　　1948年，满怀科技强国的梦想，王大珩从国外回到祖国。新中国成立之初，应用光学在我国几乎一片空白，但是如果没有光学，没有光学玻璃，就无法研制出高水平的精密测量设备，国家国防力量的增强也就无从谈起。 　　1951年，经钱三强推荐，中国科学院决定让王大珩负责筹建仪器馆的工作，新中国的光学事业从此开始起步。 　　“在旧中国留下的废墟上，寻找不到一处可以完全利用的基础，中国几乎就没有应用光学!”王大珩曾说，对他而言，在“没有”面前，他没有退却和逃遁，“没有”才意味着有可能从事一项具有开创意义的新事业，“从此，我开始了一生的追求发展祖国的应用光学事业。” 　　从保存在光机所档案室里王大珩当年亲自做的预算和规划看，他“一生的追求”，从1400万斤小米开始。这是他当时所有的经费。 　　1952年，仪器馆在长春建立。王大珩组织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技术人员，建立起光学物理、光学玻璃和光学机械等3个实验室和两个实验工厂。3个实验室繁衍为后来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诸多研究室，两个实验工厂中的上海实验工厂已发展成为中国著名的光学行业骨干企业上海光学仪器厂，长春实验工厂发展成为机械工业的骨干企业材料试验机工厂。 　　筹建仪器馆，王大珩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毕业于柏林工业大学应用光学专业的龚祖同。龚祖同1938年回国后，就一直为发展中国的光学事业，为研制光学玻璃而四处奔波。王大珩立刻任命龚祖同为光学玻璃实验室主任，并郑重地把自己最看重的研制光学玻璃的工作交给了他，同时交付的，还有王大珩积累了十几年的经验和他在英国研究出来的光学玻璃配方。 　　很多人对此感到不解。为光学玻璃做了很多学术准备，也牺牲了很多个人利益的王大珩，为何把到手的机会让给别人? 　　“说老实话，我何尝不想!这显然是一件谁做谁出成果、谁做谁出名的事。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我这样做的呢?”王大珩说，是责任!此时的他，心中只怀着一个信念，那就是尽快搞出中国自己的光学玻璃，至于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的后面永远留下的是龚祖同的名字，他没有遗憾和私念，唯有祝贺和感激。 　　同时，为了建立光学设计基础，王大珩在仪器馆亲自领导组建了光学设计组，并举办全国光学设计训练班，培养出不少后来成为国内很有成就的光学科学家。仪器馆在他领导并具体指导下，逐步建立起光学设计、像差理论和像质评价，光学加工和光学检验，光学玻璃配方，光学薄膜技术，光度和光学计量，精密刻划和光栅刻划等技术基础。 　　其中，由他主持开设的光度、温度、长度等计量研究工作，成为后来成立的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某些工作的技术基础。 　　王大珩等待的时刻终于来临。1958年，《人民日报》大篇幅报道了长春光机所研制出一批开创新科技成果：第一台红外夜视光学设备、我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第一台高温金相显微镜、第一台多臂投影仪、第一炉光学玻璃等等，俗称“八大件、一个汤”。 　　在那个全国上下浮夸成风、国际社会对我国全面封锁的年代，这样的成果承载着太多科学以外的意义。 　　“八大件，一个汤”的成功，也让历史再次选择了王大珩。 　　上个世纪50年代末，我国决定自行研制“两弹一星”。在这项彪炳史册的大型工程中，王大珩带领近千人为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光学观测设备：用来测量中程地地导弹轨道参数的我国第一台大型靶场观测设备，用来记录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火球威力的高速摄影仪，以及我国第一颗可回收对地观测卫星所用的对地观测系统。 　　“文化大革命”十年，他主动要求去扫厕所，顶着巨大的压力，采取各种策略，保证了长春光机所所有军工项目的研制，不仅按时为“两弹一星”提供了高质量的光学设备，而且开创了我国自行研制大型精密光测设备的历史。 　　直到今天，在我国“神舟”系列飞船的发射中，王大珩当年带领大家研制的光学电影经纬仪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也因此，1999年9月，他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是他在公众面前最公开、最隆重的一次亮相。 　　　他唯一一次“走后门”给邓小平送信促成863计划 　　863计划，是他生命中另一个重要标签。 　　1986年初，时任中科院技术科学部部长的王大珩，在参加完一个对美国“战略防御计划”的研讨会后，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当时，美国总统里根发表的关于“星球大战”的著名演讲，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根据未来“星球大战”要求，要构筑起庞大的战略防御体系，这对尖端科技乃至整个经济发展水平都提出了新的和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苏联制定了“高科技发展纲要”，而法国也提出了“尤里卡计划”。 　　中国该怎么办?部分专家认为，谁能把握住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方向，谁就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因此我国应该拥有自己的高科技，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国力还不具备全面发展高科技的经济实力，可以先搞一些短期见效的项目，等美国搞出来，我们也有经济实力的时候，可以利用他们的成果。 　　作为参加过“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科学家，王大珩深知，真正的高科技是永远不可能用钱买来的。正在他焦急思索时，我国著名的无线电电子学家陈芳允先生来到他家。原来，陈芳允也和他一样，开完会后心情焦急难耐，就跑来找王大珩商量办法来了。 　　当天晚上，王大珩就开始动手写《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因为这件事在我的心中已经酝酿很长时间了。建议写完后，我除了和陈芳允商量外，又找到了担任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的王淦昌和担任航天部空间技术院科技委副主任的杨嘉墀两位先生，请他们一起帮助斟酌。”他曾回忆说。 　　他在建议书中写道， “当今世界的竞争非常激烈，稍一懈怠，就会一蹶不振。此时不抓，就会落后到以后翻不了身的地步……我们若不奋起直追，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这封“走后门”经由王大珩的助手、邓小平的女婿递交的建议书两天内就得到邓小平 “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的重要批示。 　　后来按照邓小平的批示，依据王大珩等4位科学家的建议，有关部门组织了200多位专家、学者，经过全面论证和多次修改，终于制定出《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获得国务院和中共中央的批准。这就是把中国一下子推到世界高科技竞争起跑线上的863计划。 　　863计划实施至今，不仅直接和间接创造了数千亿元的经济效益，也使我国的科技在诸多领域站到了世界前沿。 　　除863计划外，近20年来王大珩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议。1988年，建议开展激光核聚变研究;1992年，提出“早日建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的建议”，并最终促成1994年中国工程院的建立;1993年，提出加强原子、分子尺度上的纳米技术研究;2001年，提出“加快发展我国航空工业的建议”……

他一生无法忘却的“感叹”中国的精密仪器不能依赖外国
　　王大珩的父亲王应伟是我国早期的地球物理和气象学家，辛亥革命后回国，先后在北京观象台和青岛观象台工作，他也是对王大珩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之一。
　　1915年，王大珩出生在日本东京，那时父亲已经留学日本八年。父亲给王大珩起的小名叫“膺东”，寓意就是满腔义愤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父亲一生始终认为只有靠现代科技才能使国家强大起来。
　　王大珩对光学的爱好，源于父亲的职业。 1929年，他随父由北京至青岛，就读于礼贤中学，学业优秀。学业之余，他常去观象台跟随其父观测天文和气象，对使用科学仪器观察天体景象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在此期间，其父讲述研制成功风力计的故事，以及苦于国内尚不能制造精密仪器而要依赖外国解决的感叹，在王大珩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科学熏陶和教育，对王大珩后来攻读物理与光学玻璃，回国后致力于中国的光学与仪器制造业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1932年，17岁的王大珩考取清华大学物理系，尽管父亲跟他说学物理会穷一辈子，但他依然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因为，他一直记着父亲的感叹，也因为，他早就听说清华大学理学院有著名的物理学家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等大师。
　　“这些清华的有名的教授，在人生观方面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和启示。”他回忆说。
　　叶企孙先生是王大珩最钦佩、最敬重的老师之一。抗战爆发后，叶先生始终教导学生要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老师深沉的民族大义和拳拳的爱国之心深深地震撼着年轻的王大珩，后来，《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一直是王大珩最爱唱的一首歌。
　　“我头一次听这个歌是在船上，当时在船上的学生都是一起从天津往南走的，上面也有东北流浪的学生，这个歌是从他们嘴里唱出来的。”王大珩说，“到国外的时候我还在同学面前唱这首歌，人家都觉得我唱这首歌的时候很有感情，这个感情就是一种爱国、救国的心情。”
　　1938年，王大珩考取中英庚款公费留学资格。两年后，他获得了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技术光学专业的硕士学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光学玻璃当时被西方各国视为重要的保密技术。为了学到这种中国还没有的技术，1941年王大珩转学到英国雪菲尔大学玻璃制造技术系，跟随著名的玻璃学家特纳教授学习。
　　尔后，让许多人不解的是，他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去昌司公司当了一个实习生。2005年，他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说，当时他从书里了解了光学玻璃制作的内容，懂一些理论知识，但实践经验很少，“当时不像现在这样看重学位，我觉得这些事可做可不做。”
　　尽管被约法三章，且不准进公司工厂，只能在实验室工作，但车间出问题还是得在实验室解决，王大珩相信这是个很好的机会。
　　就这样，怀着报国的使命感，在英国十年的学习和工作中，王大珩掌握了许多当时保密性很强的光学玻璃制造的关键技术，还研制出快速测量玻璃光性精确度的V棱镜折光仪。这一切，为他日后回国开创新中国的光学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心中不可逾越的底线比做学问更重要的是做人
　　王大珩一生桃李满天下，被誉为当代知识分子典型的蒋筑英、著名的光学家马祖光、中科院院士陈佳洱等都是他的学生。他的学生中已成为院士的近30位。
　　但他曾经说过，这些人没有一个是由他提名当选院士的。学生们从王大珩那里得到的，除了学术的传承，更重要的是做人与做学问的态度。
　　1982年，他的学生赵文兴要去德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临行前，他把准备在会议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拿给王大珩看。王大珩一眼就看出他的名字署在前面，他改了过来。他觉得，文章的观点虽然是他在英国时提出的，但一直未证实，是赵文兴成功地做出了实验，最大的功劳理应是他，但赵文兴在定稿时又把老师的名字放在了前面。
　　“这引起了我的重视，署名的事情看起来很小，实际很大，做导师的在署名问题上应该十分严肃，不能仗着自己是导师，就不管做没做主要工作都要把名字署在前面，”他在自述中说，“这种署名是丢人格的，导师应该用行动向学生证实这个道理，比做学问更重要的是做人。”最后，他又将署名更改过来。
　　“他90岁生日的时候，提出"不准请当官的、不准请媒体、不准歌功颂德"三个要求，我们都答应了以后，他才同意仅与他周围以及曾经一起工作过的科学家共进午餐。”张开逊回忆。
　　对于“光学之父”的称呼，他曾恳请：“把我称作中国光学事业的"开拓者"或"奠基人之一"，我都可以接受，但如果说我是"中国光学之父"，那我的老师严济慈、叶企孙，你们怎么称呼他们?所以请不要再叫我"中国光学之父"了。”
　　他一生中恪守的另一个信条是 “老老实实地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科学” 。
　　有一次，有个公司提出请王大珩和何泽慧、彭桓武三位去做顾问，他们的待遇是除了每月可得到一笔顾问费外，每年还可以享受一次旅游。在王大珩看来，当顾问虽说不必负太多的责任，但也不能稀里糊涂就答应。在认真了解该公司的具体情况后，他发现这个公司的业务与三人的专业根本没有关系。
　　“这怎么行?”对于他的疑问，对方意思很明确。王大珩说，“并不指望这三个老家伙做什么事情，要的只是我们头顶上这个著名科学家的名。我一听是这样，当时就毫不迟疑地把这个顾问给辞掉了。”
　　不仅自己推了这个顾问的职位，他还去找何泽慧和彭桓武，让他们也不要去了。
　　对各种名目的成果鉴定会，“只要和我专业没关系的我一律回绝，有关系的我只要参加就一定要说实话，对科研成果进行评价，就应该有一说一，决不能顺人情说好话”。

“两弹一星”功勋王大珩：摘下星光的人

倡导中国“863”计划的四位功勋科学家：（左起）陈芳允、王淦昌、杨嘉墀、王大珩。

王大珩和夫人顾又芬
　　2011年7月21日下午1时，“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王大珩因病逝世。傍晚，望着多雨的夜空，王老慈眉善目的音容笑貌和那些在国防科技界感人的往事，一一闪现在我的脑海。我在想，天若有情，也在为王老挥泪送别呢。
　　十年前，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之际，在王老家中，我和他拉开了话题。
　　当时，王大珩已是86岁高龄，还是耳聪目明，思维敏捷，带着博士生。有意思的是，他首先自豪地告诉我，1978年，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他出席了全国科技大会，并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第二年，64岁的王大珩，写了入党申请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老说到这笑了：“我这个科技界的共产党员现在正考虑，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抢占科技制高点呢！”面对着已是耄耋之年仍壮心不已的王老，我深深感悟到，王大珩这位目光深远的战略科学家，为中国科技事业做出的丰功伟绩，必将长久地惠泽于中国人民。
　　不当博士 卧薪尝胆学技术
　　王大珩祖籍江苏吴县，1915年2月26日出生在日本东京。父亲王应伟是一位天文与气象学家。王大珩在少年时代就常跟父亲去观察天文和气象，对使用科学仪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作为人类视觉器官延伸的光学仪器，尤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父亲感叹当时的中国尚不能制造精密仪器，这深深地印在了他幼小的心里。
　　王大珩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考取留英公费生，赴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攻读应用光学，成为我国派往西方学习应用光学的第二个人。这不仅决定了他一生的事业，而且为我国近代光学事业的发展准备了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
　　获得硕士学位后，1941年王大珩转入雪菲尔大学，在世界著名玻璃学家特纳教授指导下专攻光学玻璃。如果继续深造，他将获取博士学位。可他却于1942年，选择了英国一家世界有名的光学玻璃制造公司昌斯公司，进入光学玻璃制造技术的研究领域。这对王大珩来说似乎有点屈才，尤其是主动放弃那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的确有点可惜。后来，他的幸福家庭里走出了三个博士儿女，还都为父亲当年放弃博士学位的抉择遗憾呢。可王大珩坚定不移地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他为自己留学国外的博士儿女题诗一首：《喜看子女学有所成》，最后一句语重心长地落在了：“须当爱国者，志把中国兴。”
　　王大珩这个中国人，有他独特而深刻的思维，他想的不是自己的名利，而是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自己的祖国不但光学仪器理论是空白，光学材料的制造技术更是空白。他认定只有既懂理论又掌握制造技术，才能填补这片空白。
　　当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光学仪器在战争中的作用，受到交战各国的重视，光学玻璃的制造技术是保密的。他和另一同事最早研究稀土光学玻璃，并获得专利。在精密测量光学折射率仪器方面，发展了V棱镜折光仪，获得英国科学仪器协会第一届青年仪器发展奖，并在英国制成商品仪器。后来，他在国内把V棱镜折光仪进一步研制推广，至今仍是许多光学实验室和工厂的基本测量仪器。
　　王大珩在英国10年的学习深造，使他走上了一条全面掌握光学玻璃研究、设计、制造技术的务实之路。令英国同事肃然起敬的是，这个矮个子中国人智慧超群。他们挽留王大珩在英国留下来工作。而王大珩却从未打算要在国外安家立业，他已过而立之年还在生活上“放单飞”，迟迟不成家，为的就是“轻装”回到祖国。
　　创造出中国的光学“第一号”
　　那时候，王大珩满脑子都是光学理论。
　　在西方，最早对光学有过贡献的是希腊的欧基米德和托勒密。到了17世纪怪才笛卡尔的《折光学》，创立了几何光学。18世纪初叶，大科学家牛顿写出了《光学》一书，把光学由几何学推演至物理光学。他提出了“微粒学说”——光的本性是运动的微粒。与此同时，大科学家惠更斯的《论光》一书提出了“波动学说”——光的本性是一种波动现象。后来的光学家确认了光是一种波动现象，还认识了红外光、紫外光等等光学现象。
　　当满怀报国之志的王大珩踏上旧中国土地的时候，偌大的中国，却仅有一个只能制造简单望远镜和低倍显微镜的破旧工厂。这不得不让王大珩心里难过。中国先秦时制造青铜镜就已经拥有了抛光技术。明末清初的江苏吴江人孙云球就已经利用凹透镜、凸透镜和反射镜制造出察微镜、夜明镜等70多种光学仪器，并写出《镜史》一书流传后世。而20世纪中叶的中国，科技水平已经远远地落后于后起的西方文明。
　　王大珩回国以后的路该如何走？其路途是像光一样光明，还是像光一样波动、曲折？还是光的特点皆有之？
　　1948年，王大珩从英国回到了尚未解放的上海。英国昌斯公司的电报追到上海，以高薪聘他重返公司任职。与此同时，他的老师、科学家吴有训受共产党的委托，邀他北上。面对选择，他没有犹豫，欣然来到已经解放的大连，在大连大学任应用物理系主任。
　　两年后，35岁的王大珩与小儿科医生顾又芬结婚，从此有了一个全力支持他的贤内助。美满和睦的家庭如加油站，他开足马力，在事业上拼个卓越辉煌。后来他的老伴顾医生告诉我，王大珩那时忙工作，接到国防科研任务，二话不说，提起包就走人。到哪儿去？多长时间？干什么？她全然不知，她只知道丈夫干的是保密工作。有时王大珩走了十天半月，连一封信也不往家里写。几十年过去了，她才知道丈夫到底忙了些什么。
　　1951年，王大珩受命筹建中国科学仪器馆。第二年仪器馆在长春正式建成，后来改名为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他被任命为馆长、所长。可他面临的是国家急需大量的科学仪器，但当时国内想制造精密科学仪器，却拿不出制造它的材料——光学玻璃。王大珩说：“我们想吃红烧肉，要从养猪做起。”他带领大家从制造自己的光学玻璃做起。他先是把在秦皇岛耀华玻璃厂工作的龚祖同先生调到长春仪器馆来，负责炼炉的建立，又把从国外带回来的光学玻璃配方及制造过程中的技术资料全部铺展开来。他们的合作很快就取得了成果。
　　1953年12月是中国光学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长春仪器馆熔炼出了中国的第一炉光学玻璃，结束了中国没有光学玻璃的历史，也为新中国的光学事业揭开了发展的序幕：从无到有，到发展到繁荣……
　　显微镜等仪器相继问世，光学工艺、光学镀膜、光学设计、光学检验、光学计量测试等精密技术也初步打下基础。1953年底，他领导的长春仪器馆有五项科研成果获得了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的荣誉奖励，1957年已能生产出国防军工所需的特殊光学玻璃，能与国际尖端技术并肩而行了。
　　1961年，国际上出现激光仅一年，王大珩又支持手下的科研人员攻关，研制出在结构形式上独具特色的我国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从此，长春光机所在王大珩的领导下，成为我国第一个精密光学仪器研究制造基地，能够承担一个又一个难度大、攻关性强、高精尖的任务。

一年搞出原子弹光学测量仪
　　“原子弹、导弹中的光学设备一定要让长春光机所来做！”中国的原子弹很快就要在祖国的罗布泊爆响，大科学家钱学森的这句话一锤定音。这既是对王大珩领导下的长春光机所的信任和鼓励，也让所长王大珩在关键时刻挑起了这集技术光学、机械与精密机械仪器制造、光学材料、导航、红外物理等众多学科为一身的光学重任。负责原子弹测试技术的同志对王大珩说：“光学测试怎么搞，就看你们的了。但要求一年半完成。”
　　面对这个高难的全新课题，王大珩利用长春光机所具有的技术优势奋力攻关，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交出了合格的光学测量仪器。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王大珩和同事们研制的光学测量仪器一举成功。
　　我国开始研制中程导弹时，上级要求王大珩领导的长春光机所提供测量空间飞行体的轨道参数和飞行姿态的大型观测设备。这是一种集光学、精密机械和自动控制等为一体的综合性的大型精密光学跟踪电影经纬仪。当时，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有这种技术，但他们对外技术封锁。
　　王大珩作为这项任务的总设计师，提出了总体方案。他主张从预研到拿出成品，科研单位一竿子插到底。由长春光机所总负责，限期做出样机，提供成品，直至现场安装调试、交付使用。在各方面的配合下，仪器一次研制成功，为我国中程导弹发射试验提供有鉴定性价值的数据，并为以后洲际导弹发射试验及卫星飞行试验提供了宝贵的测量数据和影像资料。这种仪器的提供使用，成为我国导弹发射试验使用国产大型精密仪器的开端。
　　让地球与太空“对视”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进入了发展宇宙空间技术的时代。卫星使中国开拓天疆的步伐大大前进了一步。与此同时，对光学设备的要求也大大向前迈进了。如返回式卫星装备的对地观测的相机，同其它类型的光学设备不同，它与卫星本体密不可分，是整个卫星的主体部分，要和星体一起遨游在茫茫的太空，才能拍摄到地球清晰的图像。这种相机要求十分苛刻，它既要能经得起发射卫星时的剧烈震荡，还不能间隔调整，要长期保持正常工作。这个重担又落在了王大珩的肩上。
　　在设计方案论证过程中，王大珩提出在研制对地观测相机的同时，也要研制对星摄影的相机。为此，他亲自挂帅，成立了一个专门从事空间相机研制的科研部门。对星相机对确定观测地点的位置，对图像进行姿态纠正是必须的。然而它的难点是，太空环境极不利于摄影。如烈日当空，地面日光反射极强，要把暗背景的一部分星相拍下来，难以消除影像中带有的强杂光。他们终于攻克了难关。两种相机同时研制成功，一起伴着卫星飞上太空。当卫星返回时，相机带回了地球村的全貌。
　　卫星上天以前，为了确保卫星飞上太空能正常运行，要在地面上进行太阳照射模拟试验。这就需要研制出一个被称为太阳模拟器的“人工太阳”。这种模拟太阳照射卫星的设备，技术难度绝不亚于其它地面设备。当时，他们已做出了设计方案，用37个5千瓦的氙灯拼组起来，才能相当太阳光的照射度。然而，只要一个灯运行失常，试验就不能进行下去。王大珩得知蔡祖泉研制成功大功率氙灯的消息，受到启发，迅速提出利用新的大功率氙灯技术，把氙灯数目减少到19个，增加了设备运行的可靠性，建造了一个光照直径为4米的太阳模拟器，并成功地用在气象卫星的太阳模拟照射上。
　　太平洋上光学测量奠基人
　　1980年5月，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洲际运载火箭试验成功。“远望号”航天测量船出色地完成了火箭再入段的跟踪测量任务。而他们使用的先进“武器”之一，就是王大珩率领的长春光机所研制的光学设备。
　　要发射远程的洲际运载火箭，就要实施发射全过程的测量。我国虽然幅员辽阔，但只在本土上建立测试网点是远远不能满足远程火箭的全程测量的。我国又不可能在全球陆地建立测量网，形成全球性测量，唯一的办法是靠远洋测量船，在太平洋上进行全程测量。远洋船航行在海上，船体在风浪中强烈摇摆、升沉，而光学设备必须有一套像放在陆地上一样的稳定装置，才能准确测量出精确的数据来。
　　为了攻下这个崭新的课题，光学系统工程总设计师王大珩指导研制人员多次出海实验光学设备。当时没有任何资料可参照，一切全靠中国人自己的创造性工作来完成。光学设备研制成功，王大珩又和“远望号”航天测量船的总设计师商量：“你不把船的烟筒挪到船尾上，我这经纬仪就无法工作。”由于他的坚持，烟筒挪到了船尾，光学仪器放到了船的中心。有了良好的工作条件，他们在稳定快速跟踪、提高仪器的测量精度等方面都做了大胆的探索，创造性地解决了海上测量的技术难题。在洲际火箭的发射过程中，长春光机所研制的激光、红外、电视、电影经纬仪及船体变形测量系统等项光学工程，出色地完成了火箭再入段的跟踪测量任务，独立解决了当今世界远洋航天测量的稳定跟踪、定位、标校和抗干扰等技术难题。王大珩在测量船的光学测量布局以及船体摇摆和挠曲变形的补偿与实时修正等方面均有重要的创造改进。
　　以后，在潜艇水下发射导弹的试验中，在跟踪测量同步卫星的轨道上，我国研制的大型光电经纬仪表现出的优异性能，完全可与世界上最先进的产品媲美。由于王大珩在我国国防光学科研中所做出的贡献，1980年他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5年“现代国防试验中的动态光学观测及测量技术”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王大珩名列首位。
　　桃李满天下 培养护佑千里马
　　王大珩是中国近代光学工程的重要学术奠基人、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他是杰出的战略科学家，更是公认的杰出的教育家。
　　十年前， 快奔90的王老，还在不辞辛苦带博士生。老先生对我曾多次谈起他的学生，说他有好几个得意门生。蒋筑英在他门下读研究生时，他指导蒋筑英在国内首先建立先进的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王老赞扬蒋筑英说：“他做出来的，总是比我想象的好。”蒋筑英在王老身边工作了20多年，从一个年轻的学生成长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1982年6月15日夜，当王老得知蒋筑英病逝的消息时失声痛哭。就在前一天，王老还找到科学院的领导，提议应该破格提拔优秀人才蒋筑英……许多年过去了，王老只要出差去长春，总要去看望蒋筑英的妻子和孩子们，表达他对这个好学生的真挚情谊和深深的怀念。
　　王大珩不仅对自己的学生倾尽真情，毫无保留传授知识，在学术上助他们一臂之力，把他们推向科学前沿，还在政治上敢于站出来为学生说公道话，爱才如宝，保护他们。王大珩的学生王之江院士是激光和光学设计理论与应用光学专家，年轻时为人耿直，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在政治运动中成为批判目标。王大珩得知后立刻跑到吉林省委找到宣传部长，拍着胸脯说：“我以老师的身份担保王之江绝对没有问题。”那位宣传部长被他感动，说：“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好老师。”反“右”时，王大珩为了保护学生，竟差一点把自己折腾到“右派”堆里。他毫不在乎这些，他就是要为年轻人开路，帮助他们攀上科学高峰。他的学生王乃弘上世纪50年代就研制出红外夜视仪和微光夜视仪；唐九华在电影经纬仪的研制中做出巨大贡献；邓锡铭研究激光核聚变取得了突出成绩；江文汉在我国开拓了自适应光学……王老一说起他的学生就两眼放光，滔滔不绝，还自豪地说，他有十多个学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他就是喜欢从学生们身上看到中国光学的发展前途。他的科学生命在他的学生身上延续、光大，他身后已成长起一支朝气蓬勃年轻有为的光学工程队伍。

难忘的“863”计划
　　1986年3月3日，王大珩和陈芳允、王淦昌、杨嘉墀四位都已年过古稀的老科学家聚集在一起，上书党中央，提出高科技发展计划。事隔两天，即3月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即在报告上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推延。”党中央、国务院立即组织有关部门，通过认真全面的分析论证，批准实施《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纲要》。
　　“863”计划显示了四位老科学家的战略思维和智慧胆识，表现了他们对祖国的一片忠诚。后来，王大珩被授予国家“863”计划特殊贡献先进个人称号。王老却多次谦虚地对我说，“863”计划不是哪几个人的计划，是集中了广大科技人员智慧的计划。他说，国家事业的成功凝聚着千百万人的奋斗和创造，至于我嘛，只是做了一点应该做的事情。
　　如今，“863”计划促进了高科技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已经是硕果累累，全国人民有目共睹。倡导 “863”计划的四位老科学家相继离开我们，但他们为中国高科技飞速发展做出的丰功伟绩将永世长存。
　　一百多年前，西方的一位战略家就曾经说过：一个民族如果输掉了科学，也就输掉了未来。时至今日，人类已经迈入了崭新的世纪，知识和科技已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和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越来越决定着一个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和军事舞台上的地位和尊严。一位科学家走了，但他的影响有多远是无法计算的，因为他所作的科学贡献仍然在一代接一代造福于祖国和人民。

很好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