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击H1N1入侵——人民日报社大地周刊

6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宣布把甲型H1N1流感警戒级别升至流感大流行警戒级别最高级——6级，这是世卫组织四十一年来第一次宣告流感出现全球大暴发，意味着21世纪首次“流感大流行”到来。疫情数字仍在不断攀升，截至北京时间6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确认全球117个国家和地区共有70893例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其中包括死亡病例311例。而我国内地共报告867例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 从四月底开始的流感防控大战已经持续了2个月，从病毒阻击战到持久战，输入性甲型H1N1流感考验着中国国门的防控能力与意志力，国家质检总局及其所属口岸检验检疫机构成为这场战斗的主力军。截至６月30日，各口岸查验确诊甲型H1N1流感入境旅客264例。  6月下旬，本刊记者走访了上海、深圳、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及其所属航空、陆路、航运重点口岸，见证了全国甲型H1N1流感国门防控之严密。

浦东国际机场  成为首批登机采访记者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面临的压力可谓沉重，每天从美国、加拿大、欧洲入境的国际航班约200架次，入境人数4万左右，比首都国际机场和广州白云机场入境人数的总和还要多，被誉为“空中第一国门”。从5月底开始，浦东机场开始对所有入境国际航班实施登机检疫。

     防控甲型H1N1流感期间，“六旬老将”朱伟祖连续10天不回家，终因脑血栓倒在工作岗位上，而一踏出医院大门他转身又回到机场指挥部。身为上海国际机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他用温和实在的话语对记者说：“一线检验检疫人员最辛苦，去现场看看，多采采他们。”

     6月18日11时30分，浦东国际机场，阵阵热浪袭人，从日本大阪飞抵上海的日本航空公司JL793次航班抵达29号廊桥。本刊记者十分幸运地成为浦东机场登机采访流感检疫的首批记者，随登机检疫组检测入境旅客体温。佩戴N95口罩、防护眼镜、鞋套手套，身着连体防护服，一套程序便用了十分钟左右时间。佩戴N95口罩后，记者顿时感觉到呼吸憋闷，空气似乎凝固起来。经了解，除防护眼镜消毒后可重复使用外，连体防护服、口罩等均为一次性使用。

    浦东机场共有24个登机检疫组，每组4—5人，由组长、测温员、流行病调查员、协调机动员组成。登机检疫组最先接触入境旅客，被视为“第一国门最前哨”。

    连体防护服像一个小型蒸笼，密不透风，炎热的天气让汗水瞬时浸透了衣服，记者同登机检疫组人员乘坐摆渡汽车到达飞机下等候，酷暑蒸腾着机场的大地，汗水顺着防护镜留下，一位女组员将记者拉到阴凉处，笑着安慰道：“你可能还不适应吧？先缓一缓。”

     经历了酷暑中十分钟难熬的等待，登梯上机，检疫工作开始。小组长首先登机，向机长索要了总申报表、旅客清单，了解到机上人员无发热旅客后，体温检测开始。测温员左右通道各一人，由驾驶舱到机尾逐一排查，测温员用手持式红外测温仪对机上所有人员测温，受空调影响，红外测温的体温比正常要低2度左右，温度相对高者，流行病调查员用电子口表复测仪做体温复测。一位日本空姐配合地将电子口表含入口中，几秒钟后准确的体温数据采集到，体温正常。“地毯式排查”不放过一个环节，也体现了检验检疫人员的细致，经过洗手间，测温员左手推开门检查，扭过头来应答记者：“我们不能遗漏一名入境人员，这里也必须检查”。

     体温检测过程中，检疫组的细致耐心赢得了乘客信任，航班上的乘客、空乘人员和驾驶员安静地配合着，整个检测进行了20分钟。“你们也很辛苦”，一位日本男乘客与记者简短交流时表示：“我们对测温是理解的，毕竟日本流感疫情比较严重，我们配合是应该的。”测温完毕签字后，记者随检疫人员走下梯子，在停机坪进行最后一道严格的消毒程序。在示范下，记者伸开两臂转身，检疫人员喷洒消毒液在防护服上，记者先脱下防护服、防护眼镜，最后摘下手套，返回摆渡车回到登机检疫组的临时办公区。

     经历了一次难忘的登机测温经历，记者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浸透，酷暑更让人体验了艰辛。对于机场检验检疫人员而言，这种工作已经成为每天的常态。登机检疫只是第一道关，收卡组、流行病调查组的工作同样繁重。 在浦东机场，记者见到了机场局旅检科冯洁科长，这位戴着眼镜面目清秀的年轻女科长，嗓子已经嘶哑了。经历了防控SARS的记忆，她有着更深刻的体味：“此次防控流感，比非典的压力还要重。”4月30日，正是他儿子两周岁生日那天，冯洁进入机场并连续奋战了将近两个月，谈到如今连面都难见的儿子，她眼中闪烁出些许愧疚泪光，但又坚强地收了回去：“我们这里很多都是80后的‘小朋友’，但觉悟是一流的，女同志也能顶上去的。”

    在浦东机场，记者见到了多位战斗在一线的检验检疫人，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熊猫眼”。“没办法，熬的”，旅检科王江成笑着作答，“超负荷不规律的工作已经把生物钟打乱了，晚上睡不着，白天晕沉沉，习惯了。”

     浦东机场只是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工作的一个缩影，各口岸的努力付出有了回报，截至6月24日，在上海市已发现的80例输入性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中，由上海检验检疫局在入境检疫时发现或转送集中医学观察发现的达47例，占上海市确诊病例总数的58.75％。 “上海作为全国最大的出入境口岸之一，国际金融航运中心，每天都有数万旅客通过空港、海港等渠道往返上海与世界各地，其中包含了大量来自疫情发生国家和地区的人员。防控甲型H1N1流感，对即将举行世博会的上海是一次考验”，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徐金记向本刊记者直言，“防控工作事关全局，必须考虑国家利益，把输入性疫情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延缓疫情大暴发的到来，为生产药物疫苗争取时间。”

     此次疫情的联防联控，进一步加强了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与边检、海关、卫生部门之间的良好协作关系。徐金记从此次流感防控中有更多的思考，认为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一系列适应中国口岸特点、国情，又符合国际惯例的检验检疫模式，并将长远的目标锁定在“更好的法律法规体制建立”。   

深圳罗湖口岸 亲历亚洲第一口岸“五道关”

     亚洲最大的旅检口岸、每天平均出入境旅客流量25万人次，深圳罗湖口岸客流量相当于一座流动的中等城市，在茫茫人海中寻找流感患者，犹如大海捞针，谈何容易？

     罗湖口岸防控甲型H1N1流感压力之重，可见一斑。

     6月21日，太阳炙烤着大地，周末的罗湖口岸人声鼎沸，人群犹如决堤的洪水，冲击着罗湖桥头上八条检疫查验通道。罗湖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副局长郭仁震熟练地躲避人群，领着记者往入境通道前挤去。与知名度不太相称的是，罗湖口岸设施已显“老态”，空调并没有缓解高温，室内热度不减，检验检疫人员在临时搭建的通道忙碌着，排队的戴口罩旅客查验后神色匆匆地离开。

     罗湖口岸设立了五道防线，是记者采访全国各口岸中最多的。

     罗湖局旅检三科赵辉科长戴着N95口罩，在罗湖桥头、总控室、传染病排查隔离室、持护照人员“专用查验区”等几个岗位来回地忙碌着。疲劳作战的她嗓音沙哑，眼圈黑黑的。疫情爆发以来，人手不断扩充，但还是捉襟见肘，“坚持已经成为一种信念”。罗湖桥头，最前线工作人员正在查验、收集、整理《健康申明卡》，协调通关秩序；红外线测温岗的工作人员精神高度集中，紧紧盯着闪烁不定的屏幕，及时发现并捕捉报警对象；持护照人员“专用查验区”的工作人员针对执护照入境旅客进行严格的卫生检疫????

    流感防控也有不愉快经历，郭仁震的一次经历印象很深刻。

     6月初，一位香港入境女孩的体温过高并有流感症状，按照规定应该进行医学排查，可她无论如何也不配合，甚至指着检验检疫人员骂了一句最脏的香港话。郭仁震在场，气得“血一下子就冲上了脑袋”，疲惫的他强忍着怒火，还是坚持让其接受检查。经历了这场小小的风波，检验检疫人员有点心酸，不过想想防控国门的重要，大家又觉得付出是值得的，“严控疫情，我们的职责，扪心无愧人民。”

     超负荷的工作让郭仁震的眼中布满血丝，他的话有点悲壮：“曾经有人问我，郭局，这样下去你还能撑多久，我说能撑多久我们就撑多久。”“你很难想象，我们的队伍太坚强了，他们是最可爱的人”，虽然在深圳扎根18年，但乡音未改的他仍旧保留山东人特有的豪爽，毫不吝惜地将赞美送给身边的人，“这个男孩叫曾卉，新来的同志，很能干”，“这位是卫生检疫员李宛蓉，就是她发现了深圳口岸首例甲型H1N1流感病例”，“这是我们局年纪最大的同志，防控流感不下火线”????

    “熊猫眼、复读机、晾衣杆”成为三个流行词，这种调侃成为防控流感中鲜有的乐趣。在皇岗口岸、深圳湾口岸、蛇口口岸，记者见到了太多坚守在一线的战士们，他们奋战一线而又不失乐观。

     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保健中心实验室为疫情防控屡立战功，成为一大亮点。甲型H1N1流感暴发时，刚上任的保健中心医学实验室主任李政良还没来得及与成员见面，便投入紧张的战斗。截至6月22日，该实验室已成功检出24例甲型H1N1流感病毒核酸阳性病例，为口岸拦截甲型H1N1流感病例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面对记者，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刘胜利坦言压力很大。在流感防控开始之前，他的父亲已经患病住院一个多月，不能尽孝让他心中愧疚，但家庭服从于国家，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流感防控中。“水路、陆路、空港、铁路筑成了深圳应对流感的立体防控体系，面临的问题不一样，操作也不一样，我们正尽最大努力将甲型H1N1流感拦截在口岸。”  

广州黄埔港 目击克罗地亚货轮检疫  

     6月23日，南国热风熏人，珠江口水域广州黄埔港汽笛声声入耳，一艘满载钢料的克罗地亚籍货轮静静地停靠在黄埔港，本刊记者与黄埔口岸检验检疫人员一道登船做日常医学巡查。      

     记者挽起裤脚，趟过煤渣满地的货运码头，时刻提防着头顶的吊车，翻过隔离墙，沿着陡陡的船梯登上了货轮。

     其实，岸边登船算是最简单的，锚地登船才是考验。“目前，很多没有登轮经验或是久未登轮的同志都安排了登轮检疫任务”，船检科科长柯积强对记者说，“登轮是一项有危险的工作，尤其是夜晚在锚地检疫大船，浪高风疾，顺着不断摇晃的悬梯爬上有三层楼那么高的大船，脚下海浪翻滚，一失手就有可能坠入海中，对于很多年纪大或者体力有限的同志绝对是一件冒风险的事情。”

     从甲板钻进略显局促的船舱，沿着弯弯曲曲的几道扶梯，记者走进了货轮的会议室，老船长热情地上前握手。不经意间，会议室中陆续多了几位人高马大的白人船员，微笑着接受着船检科工作人员的测温。记者发现，与机场和陆路口岸的体温检测不同，对船员的体温检测全部采用腋下体温计，船员们掀起上衣十分配合地将温度计夹在腋窝。“船员身体状况怎么样？有感冒的吗？有发热、咳嗽症状的吗？”检疫人员询问相关情况，一边召集所有船员集中查验，一边仔细查看航海日志，航海健康申报书，并逐一观察每位船员是否有异常的症状表现。货船大副是一位扎着辫子金发碧眼的英俊年轻人，他取出了十几瓶可乐摊在桌上，热情地邀请分享，并通过翻译向记者表达了心意：“我们去过世界上很多地方，中国人防控流感最严格，你们工作很敬业，我们很佩服。”

     作为华南地区最主要的涉外港口之一，整个珠江口水域国际航船的疫情都与黄埔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密切相关，东至大屿山（香港），西至三门岛（澳门），北至珠江口中枢腹地黄埔港，每一艘入境船舶都是防控对象，黄埔口岸每天入境船舶多达几十艘，这使其工作量和活动半径超常规增大。黄埔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樊武疆一口浓重的东北口音，身材魁梧、性格平和，他强调说：“黄埔口岸点多线长，必须加强与政府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形成防控合力，确保安全。”

     东莞毗邻港澳，对外经济贸易和交往高度活跃，进出境人流物流数量庞大。6月24日，本刊记者前往广东东莞太平客运口岸，随检疫人员登上一艘香港开来的客船。与广州黄埔港货运口岸有所不同，这座并不为人熟知的码头，人的压力更加凸出。

     东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太平办事处主任叶建峰个头不高，皮肤黝黑，说起话来直来直往，他向记者讲述了一则故事。

     5月18日，下午3点10分，东莞太平客运口岸，从香港机场开来的“太建号”航船靠岸了，船上共有旅客195人，东莞局太平办事处旅检科的六名旅检现场工作人员立即开始紧张的工作。

     经过红外体温检测仪的初步排查，共有41名旅客的体温超过了37.2度，工作人员将其安排在口岸通道，用水银体温计进行第二次体温复测。由于人员众多，口岸通道现场狭窄，再加上天气酷热，又恰逢空调故障，部分旅客表示出了不耐烦，开始在通道大声叫嚷，质问工作人员为什么要进行第二次体温复测，有的旅客故意让水银体温计掉落地上摔碎，然后让工作人员重新拿体温计；还有旅客故意起哄，大喊“有人晕倒”了，让工作人员反复来回查看，个别旅客甚至指着肩章对工作人员叫骂起来。面对不理解和责问，现场工作人员顶着压力，忍着委屈，没有退缩，仍然一丝不苟地坚持工作，终于使个别情绪激动的旅客慢慢平静下来，转为自觉地配合做好查验工作，出入境大厅里慢慢又恢复了平静。经过一个多小时忙碌而有序的工作，终于对所有旅客完成了排查。

     在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李延辉看来，工作质量决定成败，细节决定成败。自流感暴发以来，这位女“一把手”就一直奔波在广东一线的各个口岸，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她斩钉截铁地对记者表示：“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提高领导力量，提高队伍的能力。”

     “口岸防疫的好与坏与我们的工作直接相关，一定要树立责任意识，明确工作职责和能力，对人民的健康负责”，李延辉将责任二字看得很重，在她看来，“每发现一例流感，就为社会减轻了一份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