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奋战在防控甲型H1N1流感一线的中国质检人

在防控甲型H1N1流感一线的检验检疫人中，有太多催人奋进的故事，我们无法一一讲述，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国门卫士。这个名字从忠于职守的信念中来，从保国安民的职责中来，从抗击非典的磨砺中来，从抗震救灾的洗礼中来，从一次又一次的艰难与挑战中来……每当人民的生命健康受到威胁，就会有他们屹立不倒的身影。

    6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正式宣布把甲型H1N1流感警戒级别升至6级，这意味着世卫组织认为疫情已经发展为全球性“流感大流行”。她在当天专家委员会会议结束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是“非常重要同时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天，因为宣布6级警戒意味着21世纪的首次“流感大流行”已经到来。

    这样的新闻我们不愿看到，但它冷酷而真实。

    虽然说，“流感大流行”主要反映的是病毒的地理扩散范围，而不是流感疾病本身的严重程度。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当有的人还在追问甲型H1N1流感究竟有多大杀伤力的时候，它已经变成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魔咒”。

    回顾历史，我们惊异地发现，流感每一次袭来，带给人类的灾难之重，都让人触目惊心。1918年，全球大流感造成近5000万人死亡，随后，1957年开始的由甲型流感病毒（H2N2）所致的“亚洲流感”、1968年出现的由甲型流感病毒（H3N2）所致的“香港流感”以及1977年发生的由甲型流感病毒（H1N1）所致的“俄罗斯流感”，都残酷地诠释着“人类，与致命瘟疫大角力”的相同主题。

    21世纪的首次“流感大流行”，也必将带着哀伤、带着沉重，以特殊的符号写进史册。截至北京时间６月１５日２３时３０分，世卫组织确认全球７５个国家和地区共有２９６６９例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确诊病例，其中包括死亡病例１４５例。

    一国发端，全球肆虐。流感大流行曾经导致的危害，在今天再次上演。

“来了，真的来了！”

    芳菲四月，当大洋彼岸的墨西哥、美国等国暴发当时还称“人感染猪流感”的时候，疫情似乎距离我们还很遥远。然而，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流感汹汹来袭，疫情直逼国门。

    在全球一声紧过一声的警报中，中国检验检疫人快速集结、果断行动，奋勇阻击，他们共同发出一个强大的声音响彻在神州口岸：“我们要构建起严密的阻击屏障，我们要牢筑起坚实的防控长城，我们要打赢这场硬仗！”

    蓝盾在肩，责任如山。

    时间悄然划过，近两个月的疫情防控还在持续，且充满艰辛，阻击战役的规模及其壮烈程度，足以感天动地。

    国门作证，中国质检人奋勇无敌。

    国门作证，中国质检人可歌可泣。

    “发现病例，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振奋，我们的辛苦没有白费，能够发现不是偶然的，是我们前期大量工作积累的结果。这说明我们的防控方式是得当有效的。”

    “电话那端的山东汉子哭了”

    站在罗湖桥头，你会用什么词来形容？人流如织还是目不暇接？这些词似乎都会显得苍白无力。

    有人曾形象地比喻：“每天罗湖口岸的进出境旅客就等同于一座中等城市的人流在移动。”而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刘胜利说：“深圳口岸占全国出入境旅客流量的二分之一，罗湖口岸的客流量又占了深圳的二分之一。”

    每天平均出入境旅客流量达25万人次、亚洲最大的旅检口岸，这是标注在罗湖口岸前面最突出的两个定语。

    如此大的出入境客流量，毋庸置疑，罗湖口岸会是疫情直逼国门的“热点地带”。在这样的“热点地带”，该如何严密防控，有效阻击？

    热点之下，罗湖口岸自然成为媒体和世人关注的焦点。而罗湖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副局长郭仁震就是这焦点中的“新闻人物”。

    5月12日，晚上8时，被太阳烘烤了一天的罗湖桥，终于显出几分凉爽，但人潮依旧不断。

    “不停留、不接触、不占位。”郭仁震用简短的语言向记者描述着红外线体温监测仪的全覆盖功能。“8条入境通道，查看出入境健康申明卡的人员，必须要在3秒钟看完一张表，这样才可以保证1个小时内，1万人顺利通过，不延误、不拥堵。”郭仁震说：“查看出入境健康申明卡，是防控流感的关键环节，但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郭仁震告诉记者，有一天，一位进境中年妇女手拿着出入境健康申明卡递给了郭仁震，让郭仁震难以相信的是，在出入境健康申明卡姓名一栏写着“白毛女”三个字。看到这样的字眼，郭仁震说：“这样的情形一旦出现，就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压力，但是我们一定要不急不躁，耐心解释，直到旅客理解配合为止。”经过耐心讲解，那位中年妇女也觉得不好意思，重新填写了一张出入境健康申明卡。

    5月29日、6月5日、6月11日和6月14日……这样的时刻深圳检验检疫人永远不会忘记。截至记者发稿时，罗湖口岸已发现5例发热病例并及时转交卫生部门进行隔离诊治。

    这样的每一个日子，都像一盏明灯激发着检验检疫人奋战的勇气，也像一把标尺丈量着检验检疫人保国安民的忠诚。

    6月1日，下午4时55分，记者拨通了郭仁震的电话。隐约间听到他在和同事商议着什么。他告诉记者：“一会儿要有一家报纸来采访，明天还会有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随着罗湖口岸发现确诊病例，分管旅检工作的郭仁震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电话中，郭仁震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沙哑。记者问他：“你感冒了吗？”郭仁震停顿了一会儿说：“我给你透露个秘密吧，感冒药我已经吃了一盒了，但我不能去检查，不过凭借我的医学经验，我肯定不是甲型流感，我怕大家知道我感冒了，都劝我休息，就没法在这里和大家并肩作战了。”

    “感冒了，也真的是因为太累了。”话音中的郭仁震的确显得很疲惫。

    可谈起5月27日发现确诊病例的每一个细节，郭仁震却兴奋起来：

    5月27日,下午5时,郭仁震本来已经到了下班的时间,可自从防控流感以来,郭仁震没有一次准时下班。他每天都是在现场的总监控室、负压隔离室和大家一起工作。

    从总监控室到负压隔离室之间，郭仁震能清楚计算出两者间的距离———“10步远”。但是他根本记不清来往穿梭过多少次了，只记得更多的时候他就是在这10步远的距离中奔跑，哪里有了情况，同事们都会叫他，同事的一个电话就是对他的“命令”。

    到了晚上8时多，旅检科黄健强像往常一样跑到总监控室大喊：“郭局长，两位旅客的体温都超过37.5℃”。这样的场景已经重复过很多次，但今天黄健强的声音显得更加急切。郭仁震听了黄健强的叫声快速跑出来。这一次，他只用了7步，就快速跑进负压隔离室，听排查人员汇报情况。听完汇报，郭仁震表情变得异常严肃，凭借自己扎实的专业知识，他快速决断：迅速整理好两位旅客的所有医学排查和流行病学调查记录，调取影像资料，立即上报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和国家质检总局，快速联系疾控中心，马上转诊。

    郭仁震说：“流感的判断标准不只是体温，像面色潮红，神情倦怠这样的外部体征医学观察，在罗湖这样客流量巨大的口岸非常重要。5月27日发现的两例，就是医学观察起了重要作用。”

    “发现病例，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振奋，我们的辛苦没有白费，能够发现不是偶然的，是我们前期大量工作积累的结果。这说明我们的防控方式是得当有效的。”说完这些，郭仁震放松地喘了口气。

    记者问他：“你现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期待之中，电话突然没了答复，过了好一会儿，记者听到的却是电话那端哭泣的声音……这位42岁，来自山东的汉子，怎么会在这句普通的问话后哭了起来？记者虽然无法看到郭仁震落泪的样子，但深深记得在罗湖口岸采访他时感人的每一幕。

    也许到过一线的人，更能深切体会战斗者的艰辛。郭仁震流下的泪水，包含着他身肩重任、不辱使命的情感宣泄,还应该包含着他们对付出总有回报的别样庆贺。正如郭仁震所说:“发现病例，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振奋，我们的辛苦没有白费。”

    疫情还在继续，擦干泪水，郭仁震还要和他的同事们一如既往地奋战在人涌如潮的罗湖口岸。

    当记者让这位罗湖局的副局长说说自己的经历时，郭仁震却感慨地说：“还是先说说邢孔伯、孙英丽、黄健强、张庆乐……一线的每一位人员他们真的是太辛苦了，但从来没有一个人喊过累。”

    “每天像蜜蜂一样，是罗湖口岸最忙碌的人。”这是同事们对郭仁震的总结。每天一大早，郭仁震就来到罗湖桥头，一天除了在现场指导工作、召开协调会，还要接受媒体采访。在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郭仁震每天平均工作14个小时以上，旅检现场实行三班轮班制，他却跟着三班转，每天打出打入的电话不计其数，一天能用完两块手机电池。

    5月1日，香港宣布确诊1例甲型流感病例，罗湖口岸迅速形成了防控疫情的三道防线。为了使检验检疫人员科学“布阵”，对出入境健康申明卡实现有效查验，郭仁震站在拥挤的罗湖桥头，冥思苦想几个小时，最后终于想出了科学有效的“2-8-8-4”人员站位图形。

    5月29日，在发现首例流感病例后，郭仁震在全体检验检疫人员的协调会上说：“对于昨天的成绩，我们不能沾沾自喜，只是说明我们前段时间工作做得好，但是下一步我们要更加警惕，时刻绷紧防控查验这根弦。”

    在即将结束电话采访的时候，郭仁震又告诉记者一个秘密：直到现在，他还没有去过北京。

    “没有去过，不是没有机会，真是没有时间。”1991年，郭仁震从山东医科大学毕业后就南下来到深圳。从1999年到2004年，他一直在皇岗检验检疫局调查科，负责行政处罚工作，所在科室年年被评为“文明科室”，叫响了“零投诉零差错”的口号。2005年郭仁震被紧急调派到深圳检验检疫局稽查处筹备工作，一干就是3年。2008年奥运安保的重要时期，郭仁震被“委以重任”派到罗湖这个工作繁重、意义重大的口岸，从事一线工作。

    今天,甲型H1N1流感又让罗湖口岸变成了热点地带，郭仁震再次站到了阻击疫情的最前沿，他在用泪水和汗水为自己的口岸生涯做着最靓丽的注脚。

    简单、普通、艰苦。这样的条件让人很难与“南粤花城”的喧闹繁华联系起来。而这样的“陋室”就是白云机场检验检疫人作战的“大本营”。

    “机场检疫的科长累倒了”

    5月11日，广州，高温酷热。珠江流域的这座口岸城市，提前透露出“盛夏”景象。

   下午1：55分，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连续三个航班的旅客瞬间填满了入境检验检疫通道。从查验台下来的旅检科长吴惠明，挥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耐心向一位外国旅客讲解如何填写出入境健康申明卡，随后，他快速跑向候检队伍，大声喊着：“三排，three lines”。

    在这里，大量的旅客候检，队尾常常会呈现“喇叭形”。为了避免出现混乱，向旅客解释说明，引导旅客有序等候，就成了旅检人员的“附加”工作。吴惠明常常要充当这样的“维持队长”。

    “吴科长在现场不停地忙，要处理协调各种事情。”连日劳累熬夜，身材魁梧的吴惠明已经显出疲惫。孩子刚出生，还不到两个月，每天只能在凌晨3时回到家替换一下妻子。每天夜里回家1个小时的路途，会让他感到很焦急，他在心里常常默念着：快点，再快点。

    会议桌椅、防控流感的应急物品、沙发上摆放着简易的行李，这几乎就是广州白云机场检验检疫局会议室的全部。办公室主任王秀军说：“我们很多人晚上就睡在这里，这张会议桌晚上就当床，可这里蚊子多，也睡不踏实。这只有一个洗浴室，到了晚上，男女要排队轮流洗漱。大家每顿饭就是一个盒饭、一碗汤。忙起来，有时候根本顾不上吃。”

    简单、普通、艰苦。这样的条件让人很难与“南粤花城”的喧闹繁华联系起来。而这样的“陋室”就是白云机场检验检疫人作战的“大本营”。

    坐在会议桌一边的吴惠明刚要讲述这里的“防控故事”，他的手机就响了起来，紧接着，他迅速起身跑了出去。过了半个小时，吴惠明汗淋淋地回来，气喘着说：“一位外国旅客体温超过37.5℃，带到了负压隔离室接受排查。”

    进入5月以来，作为国际卫生机场，广州白云机场的单日客流总量和单日进港客流量，并没有因为疫情明显减少，依旧保持强劲势头。大客流量直接给防控工作带来巨大压力。但由于人手少，机场检验检疫人员虽然分成4个班次轮流职守，但很多人基本都是“连轴转”。吴惠明说：“工作强度太大了，航检科的陈科长已经累倒了。”在会议室走廊的拐角处，吴惠明指着说：“那天陈科长就是累倒在这里的。”

    “陈科长累倒了？”听到这样的消息，同事们感到很心疼。

    5月8日上午11时45分，机场急救中心的救护车呼啸而至。可这一次不是送疑似病例到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而是机场局航检科科长陈太铨连续加班十多天，累倒在了工作岗位上。

    自防控甲型流感疫情以来，陈太铨代班上岗，登记检疫，卫生消毒……每项工作都有他的身影。从5月1日到6日，他每天都只睡两三个小时。5月2日查验来自美国的CZ328航班时，他更是通宵忙碌，一直到第二天凌晨3时才稍微休息了一会。

    5月5日，在墨西哥接运国民的包机防控工作中，墨西哥旅客的大巴到达停机坪时，检验检疫人员穿着防护服准备登车，对27名墨西哥旅客进行体温测试，突然，一位墨西哥驻广州领事馆领事通过广州外事办随从工作人员提出：“为了不引起他们国民的恐慌，希望检疫人员不穿防护服登车测体温。”

    “不准穿防护服？这太危险了！”这样的要求显得有些苛刻。

    但难题和危险没有吓退中国检疫官。这时，只听陈太铨毫不犹豫地说：“我上”。说着，他就拿起便携式红外测温仪，冒着危险登车进行体温测试。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同事们都为他没有穿防护服捏了一把汗。半个小时后，陈太铨走下大巴车微笑着说：“一切正常。”

    不准穿防护服同样要严格执法。同事们被陈太铨感动了，大巴车里也传来赞赏的喊声。

     5月6日，陈太铨本该可以休息一下，可他却抓紧在看这两天国家质检总局和广东检验检疫局关于防控流感的文件。隐约中，他感到头晕目眩，“难道血压又高了”，不舒服的感觉让陈太铨心里犯了嘀咕。进来询问工作的同事看到他脸色发白，急忙叫他放下手中的工作，休息一下。回到家中的陈太铨，心里一直惦记着防控工作，第二天，他又出现在航检现场。

    5月8日，繁忙的工作再次让陈太铨的血压升高，高压达到了160毫米汞柱。自己感到明显心慌，不停地出汗，他就含了一颗降压药，认为休息一会就好了。可陈太铨的手机响个不停，要么问航空公司有没有把出入境健康申明卡带上飞机，要么问下一班的登机检疫有没有准备好。

    忍着疲惫坚持了十多个日日夜夜的陈太铨，这样透支自己的身体，这一次服药，没能让血压得到控制。从办公室走出来，准备去检疫现场的陈太铨倒在了会议室的拐角处。同事们发现他的情况紧急，立即联系救护车，可陈太铨还坚持说自己只要休息一下就好了，不想回家也不想去医院，要把手里的工作做完。在现场，有医学专业的同事检查了一下他的病情后，说不能再拖了，硬是把陈太铨抬上了救护车。

    “陈科住院了，我们都想找时间去看他。”科里有着5年工作经历的马东林说：“陈科托人告诉我们，不要拿休息时间去看他，你们自己要休息好。”

    6月15日，记者通过电话再次询问陈太铨的近况，广州机场检验检疫局办公室主任王秀军第一句就说：“他做手术了，还在医院里”。

    躺在病床上的陈太铨让我们深深感动，他的防控经历让我们不由得把他要与“英雄”二字相连。我们知道，在全国口岸，像他这样的英雄还有许许多多……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是一次防控力量的检验，也是对国门守护人的严峻考验，为了把好国门，口岸一线的检验检疫人员在用身体和毅力与瘟疫搏斗着。

    海水伴着风浪直接拍打到他们身上，一下子浑身湿透，立刻一股寒气笼罩全身。货轮的轰鸣声在海风的咆哮下，显得格外响。

    “增援的女检疫官登轮了”

    5月12日，满眼滴翠的南沙港区，热度丝毫不减。

    记者来到南沙检验检疫局办公室，同样感觉不到任何凉意。“我们这里没有空调，只能靠点自然风降温。”南沙局一位党组成员的话，让人心生疑惑：“这就是南沙局的办公条件？”而更让记者感到疑惑的是这里“女检疫官登轮检疫”的故事。

    女检疫官也敢坐大飞、爬软梯？登轮检疫可都是男检疫官的“专利”，而在南沙局却巾帼不让须眉，这位女检疫官究竟是谁？

    5月7日夜里8时，龙穴岛办事处接到一个紧急电话通知：闫清丽要抽调到南沙检验检疫局卫检科，明早报到。

    闫清丽，干练端庄，科研卓著，曾是“国际卫生机场”和“国际卫生海港”专家考核组成员……一长串显赫的荣誉写在她的履历中。这位出色的女卫士就是那位登轮女检疫官。

    一位女检疫官登轮检疫，这在外国人看来也是件新鲜事。闫清丽用“冒险”两个字为自己的人生书写了勇敢靓丽的一页。她也会永远记得，船方大副由衷地为自己竖起大拇指的时刻：

    5月5日早上，紧急调派到一线的闫清丽打电话向副局长陈建华汇报：来自加拿大温哥华的“中海纽约”国际船舶载着24名船员（其国籍有美国奥克兰、印尼、菲律宾）途中经停多个疫区国家（美国、韩国等），于夜晚23时30分即将到达南沙港区。

    从全局防控流感以来，所有职工都在没日没夜地工作，都已经疲惫不堪，这么晚又有检疫任务，究竟派谁去呢？面对这样的任务，闫清丽没等局长说话，就说：“局长，我带队去吧。我能行。”

    深夜凌晨30分，闫清丽、龙穴办事处主任黄建新共6名检疫人员组成的锚地登轮检疫小组人员飘摇在南沙港海面上。风高浪大，海面上的冷风，让穿短袖制服执法的检验检疫人不得不紧缩一团。

    登轮检疫小组终于到达检疫锚地，小船小心向大船靠近，两船在行进中已近乎相等的速度逐渐靠近。舷梯在高空中逐渐放下，闫清丽带着队员一点点接近目标，小心紧张地一步步往上攀爬。

    南沙检验检疫局党组时刻记得王勇局长在4月30日晚提出的要求：要坚持两手抓、两不误，要抓防控，保增长。

    对企业而言，时间就是效益。南沙局因地制宜，大胆创新了“动态锚地检疫法”，在以往锚地检疫作业方法的基础上，在货船还没有停止的情况下，检疫人员就靠近货轮，登船实施卫生检疫，在行进中如果没有发现异常，船舶可以直接靠岸，这样可以大大节省船方靠泊时间，如果发现异常，立即让货轮调转航线，进入固定海域接受进一步检疫。

    但简单的“动态”两个字，对每位检疫官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今天，闫清丽就要接受这样的挑战。

    茫茫大海，一片黑暗，只有货轮投射下来的灯光照着他们，闫清丽有些不敢抬头去看高高的货轮，眼睛狠狠地盯着飘动的软梯。她咬了咬嘴唇，深深呼了一口气，心里再次暗示自己：“我是负责人，关键时候我要给大家做表率。”“我们登梯吧，别让船方等得太久。”海水伴着风浪直接拍打到他们身上，一下子浑身湿透，立刻一股寒气笼罩全身。货轮的轰鸣声在海风的咆哮下，显得格外响。闫清丽大声努力喊着：“大家注意安全，用手抓紧绳梯，脚下一定登稳了再上。”她唯恐尾随在后面的人听不到。

    一、二、三……闫清丽清楚记得松软飘动的15个绳阶的每一步，每一个都是艰难的攀登，但是每登上一个就是一次伟大的胜利。经过艰难的30分钟，6个人成功登上了约有三四层楼高的6万多吨的巨轮。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心里除了后怕，闫清丽更多的是喜悦。“法国大副看到我们登轮检疫的有女检疫官，他十分敬佩地说：‘你们辛苦了，很理解你们的防控措施，我们会积极配合的。’”

    介绍甲型H1N1流感暴发情况，发放相关宣传资料，审核24名船员的健康申明表，并对其逐一实施体温检测，检验检疫人员对船舶进行卫生监督检查……“每一步都要认真做，不能有任何遗漏和马虎。”闫清丽带着其他5名检疫人员在巨大的货轮里一步步进行着。

    突然，船检科的余汉全和田家明大声说：“食品库有染疫国家的猪肉，大约70公斤。”余汉全的话音刚落。“立即实施封存处理，对船舶外环境、船员宿舱、垃圾、泔水等马上进行卫生处理。”闫清丽迅速布置工作。10分钟、20分钟又过去了，经过全面检查，货轮没有发现有染疫嫌疑，闫清丽马上向局领导报告检疫人员都很好，同时对船上的排查和监督检查情况做了汇报。随即，闫清丽告知船长可以熄灭检疫信号灯，检验检疫人员当场签发入境证书，准予船舶驶向码头靠泊作业。

    海风在深夜中肆意咆哮着，时间的指针已经指向了凌晨2时55分。冷风袭来，浑身湿透的6位检疫官瑟瑟发抖。

    他们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更经受了一个冒险之夜。

  “我是从事卫生检疫的，有了这次特殊防控流感的登轮经历，以后就不害怕了。”讲起自己这次特殊经历，闫清丽露出了微笑。可说到自己的女儿，感到很愧疚。“小孩上初二，好几次让我给她请个数学家教，但是防控流感，我天天要加班到很晚，一直没时间去给她联系，老公在军区医院当大夫，也很忙。小孩平时没人照顾，每天就是她自己弄点吃的。”说到这里，闫清丽带着血丝的双眼溢满了泪水。

    “今天本来打算抽点时间去医院的，但是要开局务会，只能再推后了。”几天来的劳累，让闫清丽的眼睛又红又疼。可她说：“每次执行任务，局领导都提醒我们注意做好防护。有那么多领导和同事关心，能参加这场防控战役，我很自豪。”

    一句温馨关怀就是一股无穷的力量。在朴素而温暖的关怀中，闫清丽和各地口岸许许多多检验检疫人一样，危难时刻坚强面对，心系国门大爱无疆。

    如果父亲病重却不能床前尽孝，对他来说是深深的愧疚，那么母亲临终也没能看到最后一眼，就是他心里永远的痛。

    “青岛机场办当家人最愧对父母”

    “嗓子疼不疼？从哪一天开始不舒服的？”在青岛流亭机场办事处负压隔离室，被防护服包裹得严严的检疫官，一边为一位日本籍年轻旅客测着体温，一边详细询问着基本信息。

    看到只会说简单中文的旅客疑惑地摇头，精通日韩两国语言的查验科科长郑泰成立刻通过对讲机和他交流起来，为了确保询问信息准确，检疫官又在纸上写下了要问的话，这位旅客看了看后走出诊察室，从包里拿出来一个电子字典，查找相应的词汇。

    通过负压隔离室的视屏监控仪，记者能够清楚看到诊察室里发生的一切。

    “今天早上你吃过药吗?”检疫官继续问。

    弄清了问话，这位旅客再次走出诊察室，从包里拿出一板药片，检疫官看了看，走出诊察室，穿过受检者通道，从里面轻轻开了下门，从一条细小的门缝中，把药片递了出来，精通日语的叶芳接过来看了看，通过对讲机告诉里面的检疫官说：“这是治疗咽痛的消炎药。”

    测血压、摸脉搏，拿着压舌板查看咽部……检疫官对这位旅客进行着一连串的检查。

    时间过去20分钟了。检疫官开始填写流调和医学排查记录单。

    “郑科，联系救护车吧。”检疫官说到。

    “好的，过3分钟之后，把他带出来。”刚说完，郑科长告诉身边的王雪嵋、江琳：“赶紧联系机场公司急救中心送医院，在1层5号门等候。”

    诊察室的检疫官又问这位旅客还有没有托运行李，旅客摇了摇头，然后，带着他走出了诊察室，查验科的王瑛迅速带着旅客离开现场。

    6月9日，下午15时15分，这位搭乘韩亚航空OZ2317航班的日本籍旅客，在通过1号查验通道时测出体温高出37摄氏度，在复测体温室，经过两次测温分别为37.6摄氏度和37.5摄氏度，随后被带到负压隔离室接受排查，最后被送往医院。

    整个过程，前后48分钟。查验科科长郑泰成告诉记者：“这期间发生的全部过程都已经通过视频录像记载。”

    作为青岛乃至山东最大的空港口岸，青岛机场交通畅达，横贯南北，拥有韩国、日本等十几条国际航线，疫情防控形势十分严峻。

    在青岛机场旅检通道，最初的红外测温仪只有体温检测和现场抓拍发热人员图像的功能，不能对旅检通道体温检测的全过程进行录像存留。数字硬盘录像机安装使用后，不仅可以对旅客通过旅检通道接受体温检测的全过程进行录像，能够保存3个月，而且还可以对体温检测仪的实时画面进行采集及数据存留。

   “疫情追溯是防控工作的重点，确保各项数据资料准确、可查可溯是我们的目标。”对于青岛流亭机场的疫情防控体系，机场办主任郭利军格外重视。

    站在负压隔离室门外，记者等候着那位“白衣神秘人”。脱下防护服，摘掉口罩，一身大汗，满脸被捂得通红，在负压隔离室进行排查的“白衣神秘人”原来是检疫官侯康！刚刚他还在机场大厅调试防控流感的宣传视屏。

    这位楼上楼下忙碌的年轻人，抖了抖被大汗湿透的制服说：“这是我今天排查的第3例。”截至6月16日，机场办事处已经转诊发热病例66个。

    66个，数字算不上庞大，但在这不算庞大的数字背后，青岛机场办检验检疫人为之付出的艰辛却是巨大的……

    “铃铃铃”，5月7日晚上10时，青岛机场检验检疫办公室的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

    青岛市疾病控制中心来电，城阳区人民医院就诊一名韩国籍旅客，据旅客反映，5月5日曾乘SC4076次航班入境，5月7日下午感觉不适，经诊断为发热。青岛市疾病控制中心请求检验检疫局紧急提供该旅客所乘航班所有旅客的详细信息以便追踪防范。

    此时，已经把机场办当成家，连续工作近72小时的郭利军主任目光如炬，紧急通知值班人员，调出此航班所有信息。迅速果断，仅仅用了10分钟，值班人员就提供了检疫报告、航班总申报单、旅客名单座次、入境旅客健康申明卡等相关资料。

    资料拿到手，郭利军仔细核对信息，迅速通知青岛市疾病控制中心。晚上11时，青岛市疾病控制中心人员从郭利军手中接过沉甸甸的档案袋，满怀敬意，匆匆离去……8小时后，郭利军得知该名旅客血液检测结果为甲型H1N1流感感染阴性。

    晨曦为伴，月光相随。从4月30日至今，郭利军坚持24小时在岗带班，吃住都搬到了机场办内，每天坚持在查验一线工作，从全面启动应急预案到防控措施一一开展，从全体检疫人员来往接送到机场各方协调，他带领大家上飞机、下廊桥，长长的候机楼大厅，国际国内6个区域，他每天至少要跑上十几个来回，水喝不上，脚不能歇，嗓子喊哑了，抓起药往嘴里一塞接着干，脚磨破了贴块药膏接着跑……

    一个个监控平台，一项项防控预案，一张张健康申报，一份份截留凭证，每一处都熔铸着郭利军的心血。40多天来，他夜以继日奋战在空港检疫的第一线，用坚强的意志践行着一个国门卫士的使命。

    在郭利军的办公桌上，记者看到了几个药瓶。而同样在他的包里也常年随身携带着降血糖的药。郭利军说：“这些药已经是老朋友了，离不开了。”办公室的朱晓青说：“郭主任忙起来，药常常忘了吃，有时候是同事提醒他该吃药了。”

    郭利军对办事处的人员说：“疫情当前，一切都要为防控疫情让步。”郭利军是这样说的，实际中，他也是这样做的。

    疫情防控战役打响的时候，身患癌症的老父亲病入膏肓，每次放疗的痛苦让他更加想念儿子，但是，郭利军“舍小家顾大家”，立即取消了回山东滨州老家探望病重父亲的计划。病床上的父亲知道儿子一天到晚都在不停地忙，只能把想念化成泪水。

    “父亲得了癌症，躺在病床，但真的是没有时间回去看看他。”说起自己的父母，郭利军的声音一下子哽咽了。如果父亲病重却不能床前尽孝，对郭利军来说是深深的愧疚，那么母亲临终也没能看到最后一眼，就是他心里永远的痛。

    “那是奥运期间，年迈的母亲得了肾衰竭，我就给姐姐打了个电话，说太忙了回不去。那时候，我如果能早点回到老家，及时把母亲送到医院，现在她应该还活着。”爽快大气的郭利军说到这里，终于抑制不住眼里的泪水。

    “我真的愧对父母……”好一阵的停顿，郭利军陷入了沉思。随后对记者说：“这些我们不说了。”

    在郭利军书柜的正中央，摆放着一张照片———全国质检系统北京奥运会残奥会保障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合影。照片中的郭利军平和从容，目光炯炯。

    这张照片，对郭利军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荣誉，更是一份深沉的纪念。相信离他而去的母亲在天之灵也会微笑，因为母亲知道身为国门卫士的儿子、机场办的一把手———郭利军做到了“责任在肩，行胜于言。”

    郭利军介绍说，自4月25日至6月16日上午10时30分，青岛机场办共检疫入境人员80319人，入境航班796架次，旅客携带物查验25522批次，截获禁止携带入境物品365批次。入境旅客复测体温1062人次，医学排查132人次，妥善转送发热旅客66人次。

    这样的数字凝聚着郭利军和全体机场检验检疫人员辛勤的汗水和无私的奉献。

    5月5日，国家质检总局纪检组长王炜来到青岛流亭机场考察。王炜组长称赞道：“青岛机场办行动迅速、部署周密、措施得力，严防死守，符合国家质检总局的工作要求，希望青岛机场办事处再接再厉，克服一切困难，一定能打好这场硬仗！”

    带着这样的嘱托，在这场人与瘟疫的较量中，既是“指挥官”也是“排头兵”的郭利军一定能够在青岛流亭机场口岸捷报频传。

    疫情肆虐，神州国门瞬间被紧张的气氛笼罩着，但是检验检疫国门卫士没有惊恐，没有退缩，危急中，他们挺身而出，迎难而上。

    山河注目，国门作证！

    2009年，甲型H1N1流感突如其来，全中国的检验检疫人要用“国门卫士”这个名字再次书写华彩乐章！